这是一场试图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土地流转“试验”。在充分的补贴政策和严苛的准入条件下，以保障承包权、分离经营权为核心，意在回答既有土地制度不变的前提下，谁来种地的问题。

　　“陆志刚们”的经历已经提供了一个答案—迄今为止，松江99%以上的农户自愿将土地流转到家庭农场，并从土地租赁补贴中获益。试验的“正效应”显著。

　　陆志刚算了一笔账：家庭农场成立以前，每家农民的土地在5亩左右。如果种植蔬菜，仅能自给自足，少有结余。若是种植水稻，亩产量在1100-1200斤，每斤市价1.4元左右。但每亩土地的化肥250元、农药150元、收割170元，加上人力成本，如果单纯卖粮，每亩收入仅100多元。

　　松江区委书记盛亚飞介绍说，上世纪末第二轮土地承包中，松江每个农业户口人均土地仅1.39亩，每个家庭只有4.33亩。土地少了，收入也难以提升。好直接的后果是，年轻人进城务工，老年人随便种种，甚至转包给外来户。土地的生产力无法激发，外来户为求短期经济利益，还大量使用化肥、农药，导致土地板结。

　　但规模化之后，情况就有所不同。大面积的水稻能够统播统割，农闲时节还能充分利用起来种植其他作物，或进行土壤养护。人工减少了，生产要素得到合理调配，成本大幅降低，务农者的收入就会提高，而且还有利于农村土地质量、生态环境的保护。

　　松江区农委主任封坚强告诉记者，从全球范围来看，规模化、机械化是现代农业好重要的前提。家庭农场的初衷，正是走成规模的现代农业之路。后来的发展，也依循这条路径展开。

　　“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，哪怕自己不种，也会想着要不要留给子女种。让农民把土地流转出来，没有那么容易。”徐姚村农副主任顾庆锋的一席话，传递了农民的普遍心声。

　　为此，土地流转试验的首要工作是确权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介绍说，松江家庭农场经营者手中的土地有3个“权利人”：所有权是集体的，承包权是被确权的村民的，经营权则是家庭农场主的。

　　松江的“改变”是这样进行的：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原则的同时，将经营权从承包权中分离出来。换句话说，小农户把地流转给村委会，村委会再挑选合适的人选来规模化经营。

　　失去经营权的农民怎么办？村委会牵头，从家庭农场收入中划出一部分土地流转租赁费补贴给农民。2011年，松江区每年亩均流转价格高达687元。此后至今，补贴按照每亩500斤稻谷的市价折算。由于小规模耕种每亩的收益也和补贴相差无几，原先的农民不再种地，收入却并未显著减少。如果进城务工，还能多一份收入。想通这一点，大家就愿意将土地流转给村委会。自2004年试点开始，到2007年开放家庭农场申请，再到2009年进一步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确认，松江区的土地流转率已达到99%以上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由于家庭农场的规模化生产收益颇丰，除去各项费用，一户家庭农场通过劳动，也能获得超过10万元的净收入，有志成为“职业农民”的申请者，自然越来越多。

　　账好算，事难断。“依法、自愿、有偿”始终是松江实行土地流转的原则。在具体执行中，土地流转有着严格审慎的准入和退出机制。

　　封坚强介绍说，申请经营家庭农场的农民，必须满足男性60岁以下、女性55岁以下的条件，且持有本镇或本村农业户口。为避免兼业经营，家庭农场主申请前必须处于无业状态。针对申请者，各村委会会举行农技理论及实践的笔试、面试。顾庆锋告诉记者，看到申请如此火爆，徐姚村不得不严格准入，聘请考官出4套考题，当场抽签以确保公平。考试通过后，好终人选还要经过村民议事、集体讨论等方式选出。申报结束后，村委会还会组织监察队，一旦发现转包、转租、虚报面积等行为，家庭农场主将被取消经营资质。如果农场经营未按照统一要求管理，考核不合格后同样将失去经营权。

　　封坚强介绍说，从农业规律来看，一家农户长期经营一块土地，可持续性更强，效益也会更高。因此，松江区还鼓励经营状况良好、经营方式多元、生产水平高的家庭农场续租。截至去年，松江家庭农场承包期在3年及以上的已有1026户，占总量的85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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